“尚贤”主张出现的社会背景是,西周时期的世官(世袭世代为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现的荐举属下或家族兄弟子侄为官,再到春秋末期至于战国出现的荐贤,墨子学说中的“尚贤”主张,正是在适应社会思想的变化和社会需要中提出的。墨子认为为政的目标有三:国家的富强;人民的众多;刑政的安定。若达到这三个目标,国君就得“尚贤”。墨子认为尚贤有三个步骤: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 墨子举古代圣王“尚贤”为据:“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是以贤者众,而不贤者寡。此谓尚贤。”(《墨子·尚贤上》)为了达成尚贤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张。《尚同上》篇记载,从最低层的百姓尚起,经过里长、乡长、国君、天子,纷纷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会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须有“贵义”,从百姓到天子都以“义”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否则就不能称为“尚同”。墨子为了实现尚同主张,将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建设“兼相爱”的国家,进而发展为“天下太平”的世界。墨子针对以天子之是非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盲目服从的政治情况,提出了两个措施:“民谏”与“天谴”。所谓“民谏”是指“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上》),“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尚同中》);在墨子构建的理想社会中,天子之下的各级长官都必须是绝对的贤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于民谏的情况就可以绝迹了。所谓“天谴”,《尚同中》记载,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没有达到尚同于天,就会遭到天的惩罚,降给人间灾祸疾病。“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祸之诛之。在《法仪篇》中举尧舜、禹、汤、文、武因为兼爱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服事之。至于暴虐之王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灾祸,使其失国身亡,为后世笑,子孙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