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东汉的白虎观会议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在这次会议上儒学和经学互相辩论，使得儒学的内涵产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会议记录的《白虎通义》成为了官方典籍，影响深远。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此消彼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