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王充虽然反对“天人感应”，却又宣扬“瑞应”。他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例如，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仁君”出世，就有凤凰、麒麟、芝草、甘露等吉祥之物出现。王充也主张妖祥说，他认为尽管人死不为鬼，但鬼仍然存在。妖是一种气化现象，“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妖祥同瑞应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社会兴衰的征兆，“天地之道，人将亡，凶亦出；国将亡，妖亦见”。尽管王充是用天道自然无为和“气”的理论解释“命”、瑞应和妖祥，似乎坚持了唯物论，但由于他的唯物论是朴素的，他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因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陷入了唯心论。虽然王充的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宋代黄震说王充“谓天地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清朝赵坦也说：“自古圣贤莫不畏天”，“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