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亚洲，有两大文化圈，一是中国，一是印度。中国以政治制度精良及家庭伦理道德高超著称，印度则以拥有神秘主义、繁琐哲纲及宗教闻名于世。直到秦汉时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两大文化圈才开始发生接触。由于当时中国在「宗教」上站于劣势（指有精密教义及完整组织的宗教Religion而言），所以佛教传入后，便逐渐为国人所信仰，成了印度佛教一面倒，但佛教的初期在华建立，并非一蹴可几，而是先依附黄老，才获得立足点的。佛教发生于主前五世纪左右，大约在秦末与汉初，已零星地传入中国，但中国佛教界常喜夸称佛教是由后汉明帝派专使从西域（新疆）请来的，但今日大多数的日本佛教学者都认为此说不可靠。当秦汉时代，黄老思想与鬼术方术盛行，当佛教传入时，当时的中国人只把她看成是许多祭祀中的一种祭祀而已，而把佛教所讲的「空」（Sunya）、「涅盘」（Nirvana）当成便是老子所讲的「无」、「自然」，释迦牟尼则被信成是一位大神仙，至于那些由中亚一带来华传佛教的僧人，都被认为是「道士」之类。波斯和尚安世高于纪元一六一年抵华，「高僧传」称他通达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为世人不可量知的道术之人。再如「安般守意经序」说：「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左虫右永，字典查无此字）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鸭啼，无音不照。」三国时之康僧会被描写为「多知图谶」，北方之昙柯迦罗则被信成「向善星术」。据现有资料显示，汉明帝之异母弟楚王英，曾于纪元六十七年把黄帝、老子、释迦祭在一起，明帝诏示：「楚王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汉恒帝时（一四七──一六七年），襄楷上书称：「又闻宫中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后汉书襄楷传），「清虚」与「无为」都是老子的思想，但襄楷却把佛教也看做如此，佛教初传中国时，译的经典很少，也许为了传教方便，外国佛僧们似乎未清楚地标出佛教的原有思想，而把老庄思想与佛教混在一起，使佛教变成了像是黄老道术之一支，误使中国人认佛教与黄老为一家，而成佛道不分。这种以中国的思想与字汇来接受解释佛教，叫做「格义佛教」。不幸地，这种格义方法，竟然长达三百年左右，到了东晋，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年）与同学竺法汰宣布「格义不对」，猛烈予以抨击，才逐渐地把佛教纳入正规。台湾的佛学院教授杨白衣氏也承认，他说：「…格义是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一种老庄佛教，当然不是佛教，可是这种思想很奇怪，直到两晋的末期都还很流行，道安是使佛教脱离老庄思想而独立的第一人。」（「中国佛教史略」第二页）（杨氏已去世，龚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现在的问题是，在当时如何产生了这个格义佛教？我想极可能是外国和尚自己先创造的，他们到了中国后，一定老庄思想盛行，如要硬讲佛教这一套，绝对不要，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把佛教讲成便是道术之一类，与黄老一体，当时的中国人是初闻佛教，信以为真，便全盘接受了「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国立住了脚。但如严格说来，只是接受相信了以为从外国传进来的一派「道术」而已，想想看，当时的外国佛僧们如果绝对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绝对不与老庄思想妥协，我敢说，「格义佛教」是绝对不会产生的，唐代的景教，也曾想用这种格义方法来传基督教，把「上帝」译成「佛」，把「受洗」译成「受戒」，把「撒但」译为「阎罗王」…以及与中国各种思想调合，但结果并未成功（详见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这个「格义佛教」思想，到后来发展为「三教同源」思想，中国人都变成了儒释道三教兼信，甚至不少佛教僧尼也中了毒，也与一般人民无异，大拜神佛，三教兼顾，其乐融融！最后，中国的老百姓觉得三教同源还不过瘾，索性来个五教同源，把「儒释道耶回」放在一起，上面有位太上皇，名叫「老祖」，统管孔子、释迦、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五教祖，中国的红卍字会，便是这个五教同源的发明者，三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讲学时，曾去该地红卍字会参观，蒙该会的某执事先生亲切地一一解释，并爽直地打开了用黄缎遮掩的「圣坛」，看到了五教教祖的牌位都在那里，如我没记错，在耶教方面，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两个牌位也在那里，与耶稣一起共享祭祀敬拜。我在台湾时，有人寄来一册「五教同源」书，内有扶乩，什么「耶祖又临安庆道院训示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