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皇帝亲自开创“全民学经热”
“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人人都好学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儒学教育无孔不入
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著名学者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宮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
“全民学经”的恶果
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出现了阴暗与腐败。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儒学教育原来并无用处：改变不了黑暗政治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