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一文中，勉励文畅要“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体现出其自身对儒学、佛学，以及其他学说所采取的兼容并举的态度。这种兼容之态不同于白居易等人，他们完全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漠视佛教义理，只将佛教作为心灵的慰藉。而柳宗元对佛教众多宗派的义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就连自称“事佛而佞”的刘禹锡也远远不及。尽管柳宗元和韩愈一样也尊崇儒学为根本，但由于他对佛、道等学说的吸收，而受到韩愈的严厉批评。方介认为：“柳宗元与韩愈同尊儒学，而他对佛、道的取舍则与韩愈有别。韩愈一生力斥佛、道二教，对于老子思想亦加以排斥，仅略取庄子。柳宗元则以儒学为基础，吸收佛学与老、庄精义，而黜弃佛、道二教流弊。他们对于佛、道的取舍虽然颇有差异，但都有见于二教之弊而推尊儒学，因此，仍有部分意见是相合的。”这种说法很有见地。孙昌武先生也有专著，论及柳宗元的佞佛思想，精辟而又深邃。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本文主要从柳宗元的儒、释观人手，探析其理性包容佛教众多宗派思想的行为，并由此来解释他反对天命论、反对迷信、反对祥瑞的思想与其佞佛思想的矛盾性，以及佞佛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柳宗元以儒学为根本，很推崇《春秋》。他曾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说：“《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赞也。”而陆质是当时摒弃旧经学，结合现实研究《春秋》的著名学者，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革新派人士，都曾受其教诲，以求通经致用。柳宗元在《陆文通先生墓表》中揭示《春秋》旧论注疏之病，盛赞陆质“能知圣人之旨”。可见，柳宗元是鄙弃章句注疏烦琐之学而重视大义的，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也说：“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哉!”他眼中的儒者是有远大政治理想，能“施于事，及于物”的改革时弊者。也正由于这种人世精神，他积极参加了永贞革新运动，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革新失败后，他被一贬再贬，仕途上遭受沉重打击，心绪趋于寂寥、落寞、愁怨，在无法排遣之中寄情于山水，托意于佛道。虽然此时儒家思想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但他大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重新审视，极富怀疑和批判精神。在《非国语序》中表达写作目的，他认为：“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其六十七篇批驳了许多的谬说，如《三川震》中反驳周幽王灭亡由三川震决定之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将自然之变化与人事分离开。在《神降于莘》中指出神之说的荒诞，认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晋孙周》更言：“单子数晋周之德十一，而日合天地之数，岂德义之言邪？又征卦、梦以符合之，皆不足取也。”其著名的《天说》亦是驳斥天命论的力作，认为天不能赏功罚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可见，柳宗元是坚决反对天命、鬼神、祥瑞等迷信之说的，这也正符合儒家不信鬼神的传统。正因为其敏锐的思辨力和宽阔的视野，才能客观地对待并吸收诸子杂家，以及佛道等学说。《辩列子》称赏其远离是非、淡泊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