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进步的思想家、优秀的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他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于一身,在任何领域,其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父亲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并要求柳宗元。这使他从小就培养起了儒家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志同道合的亲戚,在长安时,他们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还要具备较好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的儒学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阔,具有开放精神、能够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他并不把儒学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主张吸取其他各种学派、宗教的思想为儒学所用,从而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诚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自己的诗文、文章可以佐证。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颇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重建大云寺时,他发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并希望通过佛来感化当地人。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一文中,就提到“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结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有益于统治:首先,儒家讲仁爱,佛教也讲仁爱;其次,佛教也讲孝道,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再者,柳宗元尊崇佛教,还因为他认为佛教的主张,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说。柳宗元自始至终都是把佛当作是儒家的有益补充,是为了“有以佐教化”。柳宗元用开放性的胸怀来对待“浮图”,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柳宗元认为儒、释并非人们所想像那样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能够互相辅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并且认为韩愈仅看到了佛教行迹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佛教的本质,即“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兀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求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在性善论上,柳宗元认为儒与释也是相同的。正是因为佛教也提倡性善论,才有了禅宗所说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说。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不但对中唐时期儒学的复兴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从“统合儒释”出发,提出“援佛入儒”的主张。朱熹则从佛教的禁欲观中出发,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宋明理学家通过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使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统合儒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柳宗元从复兴儒学出发,不但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还主张对道家思想进行有机整合。对于道家,柳宗元认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实质是,道家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别枝,是儒家学说的另一种发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主张对各种学说采取“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成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为儒家所用,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根据道家顺应自然的主张,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为政者不应干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让百姓自由发展,顺应百姓的性情和习俗,实行自然而然的“养民”之术。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写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文中描写了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他种的树不但能成活,而且枝叶繁茂、果实丰盛,于是有人向他请教种树之道。郭氏种树的方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保全树木的“天”与“性”,使树木得以茁壮成长。相反,一些人虽然很勤恳地照顾树木,甚至“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但由于没有“顺木之天”,违反了树木本身的生长规律,最终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同时,文中认为种树之道与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为“养人术”——就是要“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无为而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则。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晋问》一文中。《晋问》是以柳宗元本人,与友人“吴子”的问答形式展现出来的。文中分析了“利民”与“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统治者根据德治的要求所实行的“仁政”,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终日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自利”则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情况,不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柳宗元借鉴道家学说提出了“遂人之性”与“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原来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它突破了儒家教化与德行的治人之术,强调顺应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缚,自由地发展;它还将“民利”与“民自利”区分开来,在传统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基础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论题,从而为儒家的治国思想开辟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