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秧歌艺人陕西韩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角，这里历史文化悠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韩城秧歌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并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对韩城秧歌的挖掘、抢救工作十分重视，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对它的全面保护工作仍然迫在眉睫。
韩城秧歌融歌、舞、戏、曲于一炉，是向戏曲衍化、且初具戏曲雏形的艺术形式。关于韩城秧歌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源于后唐宫廷，如秧歌《彩楼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发明唱秧歌，天子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此说乃民间传闻，史无可考。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从音乐发展、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它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联套，颇似“诸宫调”的套曲。从“丑”“包头”的称谓上讲，也像从宋元杂剧沿袭而来，不难看出从音乐到表演，在韩城秧歌中都能找见宋元杂剧雏形的影子。
应该说，韩城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有过它的辉煌，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秦腔、蒲剧的兴起，使得韩城秧歌在竞争中一步步走下坡路。五六十年代，它退出城镇，只在乡村山野才有其生存空间。八九十年代，已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韩城秧歌再不挽救，将自然消亡。
说到韩城秧歌，其保护价值有三。第一，韩城秧歌融多种艺术形式于一炉，且系最易掌握、普及和便于群众性口头创作的艺术表演形式，故保存了大量历史遗存的反映当地群众生活的说、表、唱、舞、戏等形式的各类文艺作品，对研究韩城地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方言俚语、人文风俗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引证价值。
第二，韩城秧歌不仅其曲牌是关中秧歌中数量最多的，而且也是关中秧歌中最富有个性特色的。韩城秧歌的说唱比重较大，其“说”有方言化了的音乐性，其“唱”有音乐化了的方言性，这在关中说唱音乐中具有明显的典型性。由于这两个原因，故在探索其音乐特色，以及关中方言与关中秧歌音乐的密切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三，韩城秧歌是由歌舞形式向戏曲形式过渡、衍化的历史遗迹，明显有着元曲演出形式的遗存。由于经济的发展、艺术的进步，这种艺术发展的历史遗迹在我国众多民间艺术中存活的不多，故显得尤为珍贵。就这点来说，它对丑、旦人物的最初形成、道白唱腔的运用发展等属于戏曲史学范畴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其予以有效保护。其一，在过去收集整理剧目、曲目、音乐、舞蹈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力量继续深入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进一步采访尚健在的老艺人，进一步补充原生态的艺术资料。要着重挖掘活资料，解决一些悬而未解的难题，如丑角戴的“赞赞帽”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如何制作和戏耍等。
其二，在农村收集有关韩城秧歌过去演出所用的乐器（鼓板、马锣、大锣三大件）、服装、道具（清代的桌椅、板凳、农具、风箱，男性用的烟袋、毡帽、土布腰带，以及女性用的帕巾、袄裙及其他饰物），连同过去收集的秧歌手抄本、艺人照片等资料，一并编辑入档，妥善保存并适当展示。同时整理、编辑并录制历次保存的有关韩城秧歌的音像光盘资料，以求永久地存档保护。
其三，应十分重视活态保护，并在保护中予以改造和发展。活态保护应是韩城秧歌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否则不可能真正将保护落到实处。从历史上看，韩城秧歌普及面很广，秧歌窝子很多，如早期韩城的西庄（代表艺人茂娃）、板桥（代表艺人“一盆血”白广才）、涧西（代表艺人“赛大锣”）、姚庄（代表艺人“貂女子”）等村，都是红极一时的秧歌窝子。这从群众给艺人们所起的形象生动的艺名中即可看出。但如今，这些秧歌窝子消失了，类似“一盆血，盆半血，人参苗子云遮月，还有一个世上缺”的艺人全不见了。
我们不应哀叹韩城秧歌的衰落，而应呼唤韩城秧歌的振兴。已衰落多年的东北二人转如今已红透全国，韩城秧歌为何不能？笔者注意到，在几个农村秧歌艺术团的带动下，韩城的群众性秧歌活动目前已重新兴起，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如在当地的井溢、许庄等村镇，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连续不断地举行秧歌演出。如果能保护群众的这种积极性，重点扶持农村各类有关活动，使秧歌真正在农村扎根，并结合经济、旅游等开发项目，举办有较高档次的秧歌创作、秧歌大赛等活动，振兴韩城秧歌是很有希望的。
韩城秧歌是反映韩城人民历代生活的“百科全书”，是韩城人民还将继续谱写的“音诗画卷”，这张熠熠闪光的韩城名片需要我们重新把它擦亮。
（雷达，曾任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为陕西省民间艺术促进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