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往往由某一民族语言的一般词汇构成，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术语连同它们所标识的概念系统被不同民族加以移植和借鉴，并被赋予新的含义。术语所特有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也有一个从命名到发展的过程。从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术语的重要性，因为术语出现和扩延往往体现了这种发展。本世纪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术语的大量引入，在考虑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将概念群加以浓缩，形成术语化的操作规范，可以说是本土文论研究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术语化的引进、借用和扩延却主要是单向度的，即西语东渐的一个过程，而非是双向交流型的。实践证明，源于不同文化语境的术语对于本土经验来说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若生搬硬套在自身文本中，那么意义的建构就难以奏效。此外从本世纪流行于文坛的众多文论思潮中，在繁多的文论术语中，还极难从中发现中国本土的文论术语。长期以来，人们在引进西方术语方面的热情较之向异域介绍中国术语而言确实是偏高的。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中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已有所改变。1993年国内出版了由乐黛云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这部工具书首次将中国、欧美以及东方各国的文学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总体文学的视野中加以介绍、评述和比较。这部工具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当今多元文化和语境中极有意义的成果。目前此书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倘若能出版英文或英汉对照本，其影响将会更大。而西方世界中，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重要项目《国际文学术语辞典》已由著名学者埃斯皮卡牵头进行了多年。这部以英法双语形式最大型的工具书欲向世界展示人类文学研究的结晶，其意义无疑十分重大。另外著名学者李达三教授正在负责主编英文版《中国文学术语百科辞典》一书，这部由中外众多学者共同承担的大型工具书一旦出版，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文论界听不到中国声音的状况。正如李达三先生在介绍此书的编辑情况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学的当代传人似乎对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向域外展示无动于衷。但现在这一状况已经改观了。”[1]只是这一将中国文学术语引向世界的工作是由一位洋人发起并负责的，这一点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实际上，对于不同于西方文论传统的中国术语，许多西方汉学家都是有所意识的。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涂经治教授在论及中国文论研究情况一文中指出，“这一领域极有意义的发展就是对中国文学批评术语的日益认可。中国批评家所采用的一些术语通常包含了文学理论的实质，因而阐明这些术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而对于批评家所采纳的术语不能正确理解往往会导致对这一批评家整体思想的误读。”[2]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曾就术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一种文学思想的传统在很多方式上是由一套词汇、一套术语组成的。这些术语拥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复杂的涉及面和穿透力。这些词汇并不构成一系列自动的意意载体，而是一种相互界定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系统逐步发展起来并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概念词汇相关。这些术语不仅以相互关系获得意义，而且每一术语都含载了在某一理论文本的前期得以使用的发展历程，每一术语的功效都由于与文学文本的某一现象的联系而不断得到加强;更有甚者，每一术语均拥有某种变化的自由度以及特有的再界定的可能性。”宇文所安教授在文中反复强调了术语在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术语理解的差异和误读会产生对该文学思想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术语对该文明来说是重要的，它们包含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它们植根于这一文明所享有的文本之中;而且它们是中国思想所有分支所共同享有的，只是在使用中基于的参照系略有不同。”相比于西方文论术语概念明晰，易予操作的特点，中国文论术语却对“言外之意”的非语言意会和浑然妙悟尤为关注，这就使其成为深深困扰西方学界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这一难题也成为西方学界着意探索的领域。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术语之所以令人困惑加以了说明。而以下几位的意见颇具代表性。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王靖献教授在评论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时，曾就中国文论术语的命名方式加以了述说，他指出，“在考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理论时，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文学术语的翻译……所有的学者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含糊界定的概念所特有的复义性。这些概念散见于各类文章之中，其中包括专著、序、跋、诗话、与朋友及同事的书信、对经典或其他自己所偏好的名著的注释或点评，这些都试图对文学概念加以命名和分类。对于一种困难的主题加以系统理解而言，这是一种特有的方式。”[3]颜婉云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一文中则从语言特点的角度对中国文论术语进行了诘问，“语言松散必须被视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难题。中国文学批评语言往往由于缺乏有用的界定而难以令人满意，即便对关键性的术语也是这样。古代批评家在采纳术语前从不费神将某个词或术语加以界定，他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这一词汇或术语可能已经用滥而失去了可靠、精确的定义。由于缺乏精确的定义所引起的语言的不确定，致使中国批评写作难以理解。”[4]
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叶嘉莹在分析中国文论必须接受外来推理思辩的原因时也指出，“第一是专门术语的义界不够明确，因为如本文在前面所言，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的民族，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人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往往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