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眼里，螃蟹是一种怪模怪样的东西，因为他的样子太怪了，所以，在北宋的时候，有人就用螃蟹来吓唬世间所谓的鬼怪。
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说：“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螃蟹，人家病疟，就借去挂在门上。”由于古人掌握的科学知识很有限，所以，他们就认为人患了疟疾这种病是由于疟鬼在作祟，于是，就在门上挂一只怪模怪样的螃蟹，疟鬼看到螃蟹的怪样子，不知是什么玩意，就不敢进门了。
沈括还在《梦溪笔谈》中说：“不但人不识（螃蟹），鬼亦不识（螃蟹）也。”沈括的这话说得很有趣。沈括是浙江杭州钱塘人，是地地道道的江南人，他在关中地区的陕北延安当过官，把螃蟹挂在门上吓唬所谓的疟鬼这种事，他应该是亲眼见过的，不是耳闻。
古代的关中人不识螃蟹为何物，想来只是当地那些穷乡僻壤的百姓没见过螃蟹，繁华都市的富贵人家应该是不至如此的。不过，不忍把螃蟹视为怪模怪样之物，倒是真的。
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曾经考证过螃蟹，说是西周时期祭祀时便有了青州的蟹胥，也就是螃蟹酱。可见，在北宋之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人不但识得螃蟹为何物，而且还把螃蟹当成一种美食，悦而食之了。不过，吃螃蟹之风的广为流行，是西周以后的事情。
东晋时期，有一个中层官员名叫毕卓，他虽然不是大官，但是喜欢喝酒，而且酒量很大。毕卓除了好饮酒，还喜欢吃螃蟹。糟糕的是，毕卓经常因为酒而耽误工作。毕卓在当时的吏部当官时，看到邻居家酿成了好酒，很想喝，他便趁着夜色去邻居家偷这种好酒来畅饮，不料却被邻居家新去的佣人当场拿住。直到天明，邻居家的主人从外面回来时，才发现拿住的偷酒贼是毕卓。邻居忙拿出新酿的好酒与毕卓对饮，大醉方休。毕卓说过这样的喝酒、吃螃蟹的豪言壮语：“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瞧瞧，毕卓只要能右手持酒，左手拿螃蟹，尽情吃喝，便一生足矣。这样的一个毕卓，竟然把喝酒和吃螃蟹作为自己一生的最高追求，是典型的酒痴和螃蟹痴。但是，在《晋书》中，毕卓居然有传。可能是写《晋书》的史官觉得，毕卓这种懂得品尝酒香和螃蟹美味的人，毕竟是性情中人，很有些可爱之处，而且，毕卓只不过是自己花钱喝点酒、吃吃螃蟹而已，没有为此而依仗自己手里的权力去巧取豪夺，比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倚仗权势去横征暴敛的人要强得多。
古代的北方人对于有食蟹之风的江南人是深以为怪的。《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北魏的杨元慎曾经嘲笑来自江南的南梁将军陈庆之：“吴人（指江南）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这番记载中的“嗍”是吮吸的意思，“唼”是吧唧嘴的声音，是用来形容吃蟹黄的情景，很是传神。从《洛阳伽蓝记》中的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北方人对江南人吃大米、喝茶、食螃蟹的习俗的确是颇以为怪的。
唐宋之后，北方人也开始吃螃蟹。宋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北宋时期，皇宫中已经把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份，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这里说的“禁中”就是皇宫，皇宫里的买卖中就有螃蟹，而宋朝的皇帝是北方人，京城汴梁也在北方，当时的皇帝在皇宫中也要吃螃蟹，可见吃螃蟹之风已经流传到了北方。
古代吃螃蟹之风最盛的江南地区大多种植水稻，螃蟹却是一种食稻伤农的东西，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螃蟹曾经对江南种植的水稻为害相当严重。直到元朝的时候，江南一带的螃蟹对水稻的损害还被称为“蟹厄”，《元史》中记载说：“吴中（江南地区）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谓此也。”水稻田里的螃蟹多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蝗虫一样，给水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古代的江南农民对为害水稻的螃蟹非常痛恨，恨到了极点，就去吃螃蟹。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螃蟹咏》中写道：“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写的就是吃掉螃蟹才能保住庄稼的道理。
古人竟然是因为痛恨螃蟹才去吃螃蟹的，没想到，古人的这种痛恨却引出了螃蟹这样的美食，实在是有趣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