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突发奇想，想重温一下住蒙古包的感觉。可家乡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牧民都不住蒙古包了。为了满足我的奇想，朋友特意委托一家牧民为我搭了一座蒙古包。这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女儿在旗里上学。每天清晨，丈夫赶着牲畜到远处放牧，妻子则忙完家务活后，坐在房前的台阶上，用手机发信息。草原上信号不好，为了给女儿发一条信息，她往往要发十几次才能成功。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酒醺之后共同吟唱蒙古民歌，相互建立了很深的友情。然而，在蒙古包里过了几天“牧民不如”的生活之后，我终于耐不住草原的寂寞和清苦。临别我塞给女主人500元钱，作为对他们热情款待的酬谢。我本以为她会拒绝，至少要推让一下，可是，她拿过钱，头也不回地跑进屋里，再也没出来。我不解，是嫌钱少还是因为我给他们钱不高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回到北京，我就给朋友电话。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500元在草原上不是小数目，所以她不会嫌钱少，至于你给钱他们不高兴更不可能，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的草原么？牧民也有市场意识了。他说：夫妇俩对你的来访从心底里高兴，她不想在你面前流露半点离别的伤感。当接你的车开得很远时，两人才走出房子，久久眺望你远去的方向。这段经历让我感触很深。离开家乡30多年了，我对蒙古包的感觉、对牧民生活和他们心理的猜测都不过是一种想象，至少是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忆。不久前，我看过蒙古族摄影师阿音的一组有关蒙古包的照片，我对蒙古包即将在草原上绝迹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家乡的朋友反驳我：作为民族文化，蒙古包确实有象征意义，但是你住着宽敞舒适的现代化高楼，却让牧民永远挤在蒙古包里，你觉得公平吗？我哑口无言。 我开始检讨自己，同为蒙古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却像两个民族，两个世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就要求他们永远滞留在几千年前的时空之中。人类在进步，蒙古族也需要发展。再想想我们这些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作家们，一写到草原，就是蒙古包、蒙古袍、骑马、射箭等等，似乎文学只能在这些古老的事物上才能获取灵感。而实际上大多数牧民已经舍弃蒙古包，不穿蒙古袍了，他们更喜欢温暖的砖瓦房，喜欢汽车摩托，喜欢电视和手机，甚至上网。而我们一看到这些变化，便开始抱怨和叹息民族特征，甚至民族精神的遗失。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牧民的现代生活和他们真实的愿望。他们与我们在对草原和民族的定义上已然存在着一条裂缝，这条裂缝使我们对现实中的人物无法近距离的观察，以至对他们进行了不真实甚至错误的描绘。
当然，我并不主张草原城市化，也不希望过度开发草原上的资源。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的非理性开发，将使草原永远失去生命的绿色，蒙古人也最终丧失祖先留下的美好家园。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既要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又不损伤民族精神的根基，更不以破坏土地的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我以为对这种矛盾的阐释和见证才是作家应该关注的焦点，由此类推其他民族所面临的问题，莫不如此。这其实是一个民族能够立足于今天的阵痛，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起点。我们的作家必须真诚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