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中国前行的快速路上，每个人都迈开了新步伐，有人为了房子车子，有人希望加薪升职，有人想换一部苹果手机，也有人只盼攒够孩子的奶粉钱……但有个问题却是共同的：身处这样一个急行军时代，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安放？
“心累”或许是当今许多人的集体感受。有时是生活的压力让人难以喘息，更多时候则是这样的自我诘问：“天天这么忙碌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农忙之余是否只能打打麻将？扎堆抢购LV包是否就体现了身份？升官发财是否就是成功的唯一出口？当身体向着欲望一路狂奔，望尘莫及的精神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
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之问”？源自两个青年的人生困惑，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共同反思，第一次将“人为什么活着”，放在刚刚拉开改革大幕的中国来拷问，被称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几年后特区深圳的蛇口风波，与其说是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不如说是社会变动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碰撞。而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更传递着知识分子对“精神危机”的强烈焦虑……
应当说，在30多年中国人重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精神家园的观照自始相随，只不过始终未成主调。当“小悦悦事件”令人悲痛震惊、问题奶粉使得人人自危，当诚信、善良、安全感成为稀缺资源，今天的国人已不愿是“道德贫困”的旁观者。将这种集体焦虑上升为国家行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命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充足的民意基础。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一幕。马克思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如果说贫困年代过于强调精神力量，如果说怀念过去的“单纯”有些主观主义，同样也要看到，“仓廪食而知礼节”并非必然，物质丰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还会因此带来更多变数。
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果”，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关系到公民国家，这种急剧的变化转型，释放了压抑的物质欲望，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促进了社会的自由流动，却尚未形成新的公共意识；发展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格局，但还没有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
王国维曾把人的能力分为“身体之能力”和“精神之能力”。同样，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从这个角度，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变量。
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如何寻回完整心灵那“丢失的一角”？如何重绘精神世界的和谐图景？哲学家赫勒曾经把“家”视作我们在文化和心理上由之开始，并经常向之回归的“坚实的位置”。与“现实家园”相比，“精神家园”生长着情感、智慧和力量，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共识。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能否拥有持久活力，我们的民族能否赢得世界尊重，我们的人民能否获得安定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