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在古代,史学家对“官场不倒翁”冯道的评价很低｡宋代的欧阳修曾在《新五代史》中骂冯道“不知廉耻为何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他“乃奸臣之尤”｡然而在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之下,有些历史学家对冯道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如南怀瑾､樊树志等,认为冯道“见风使舵”的行为在动乱的五代十国中,无论是对于历史的发展,还是文化的保留,都是功大于过｡
那么,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呢?
说他无道,大抵有两点原因｡首先,认为他没有政治道德,所谓“有奶便是娘”,不忠不义,没有一点儿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气节｡其次,是他对契丹卑躬屈膝的态度｡石敬瑭曾派冯道出使辽国,以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契丹主让他留下时,他又不肯义正词严地直接拒绝,还称“南朝为子,北朝为父”｡分明一脸奴才相!
按照如此标准来看,冯道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结合史实分析一下｡冯道曾多朝为官,是个经验老到的政客,如果按照我国古代正统思想来看,他的确不忠不义,丧尽了读书人的气节｡但是单单这样看未免忽视了客观历史条件:那是一个异常动乱的年代,短短的八十余年,皇帝不知道换了多少个,而且都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当时就相当于由外国人统治中国,他一个中国人,是否应该“忠”?如果应该,在朝代的频繁更迭中,在一个比一个残暴昏庸的皇帝中,他要选择哪一个作为“忠”的对象?反过来看,无论哪个朝代的君主都请他去做官,更证明他实实在在是个好官,是肯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在这八十年的大乱里,他“不忠”为百姓带来的好处该是远多于他“忠”带来的好处的｡再说契丹一事｡首先,他不曾参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和石敬瑭那样的卖国贼是有本质区别的｡其次,无论他嘴上怎样说,心里还是非常不想留在契丹的,他的恭维不过是韬光养晦的一种手段｡后来辽主耶律德光入开封,任他为太傅,使得他能够在暗中保护中原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统治,在复杂的形势下减轻了契丹入侵带来的破坏｡
至于古时的史学家,往往由于受忠君思想影响较深,在没有对冯道的施政惠民进行客观考量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贬低他的历史形象｡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