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庙会，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寺庙里供奉的大大小小的泥胎和偶像，联想到无数信徒那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笃信与虔诚，并由此而得出迷信的结论。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神是在人类的童年形成的，是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时，这些力量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神几乎无处不在，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门有门神，囤粮有仓神，做饭有灶神，上山有山神，过河有河神，种地有小土地神，在天有玉皇，入地有阎王……大至开山破土、婚丧嫁娶，小至出门访友、更衣沐浴，甚至夫妇之私，几乎都要选时日、择方位，迎福避凶。因为神的队伍巨大而又庞杂，为了便于识别和操作，便产生了寺庙，进一步将神形象化和具体化；在寺庙的节日或神的纪念日举行祭祀活动，于是就又产生了庙会。
然而，人们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经过一次次的实验，人们终于发现，原来所有的神都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神灵的一切本领都是人类赋予的，是人类在现实中痛感本身不具有才在幻想中安到神灵身上的。于是，神的尊严便日渐衰落，人的尊严日渐恢复。而寺庙因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文化价值而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和研究探讨的对象，庙会则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为物资交流会。庙会中，尽管仍然有人焚香礼拜，但其含义已远离了迷信，而靠近了民俗，成为融商品交易、戏剧游乐、名胜古迹、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特产名吃于一体的大市场。
庙会从唐代开始兴起，历时数千年而经久不衰，自然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庙会都有固定的地点、名称和日期。一般一会一年只举行一次，但就一个大的区域来说，庙会的次数是相当可观的。笔者对上党地区的庙会（古会）进行了粗略研究。仅长治市的245个乡镇、3500多个行政村来说，几乎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庙会，一年四季会不断。有些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名会，不仅轰动本市城乡，而且波及周边数省，有的甚至在全国都很有影响。会期少则一天、数天，多则数月，其商品成交额相当可观。即使在商品流通已相当活跃的今天，这些庙会仍然为城乡的商品交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传统庙会是农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农民的节日。因此，志书往往把它与传统节日一并记入“岁时”之中。
我国的传统集市贸易基本上是因庙兴会。境内以“关帝庙会”为名的庙会最多，分布最广，并且往往一庙数会。其它名称的庙会，还有因祈雨酬神而形成的玉皇庙会、昭泽王庙会，因祈拜城隍而形成的城隍庙会、因祈祷圣母保佑子女而形成的圣母庙会，北境和南境的煤铁生产区则流行老君庙会，等等。少数村镇还有节令会，如清明会、立冬会等。
庙会的盛衰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很大的变化。明清之际，境内规模最大的庙会是四月十九五龙山会，其次是五月十三的新街关帝庙会。清代初期，七月初一迎神赛会产生，其规模逐渐扩大，至19世纪末，成为境内最盛大的庙会。解放后，七月初一迎神赛会演变为一年一届的物资交流大会，发展为上党地区规模最大的农历古会。
民国年间，境内庙会具有鲜明传统色彩和地方特色。会期一般不长，多数只有一日或半日，大型庙会也不过三天，交易活动充分体现了小生产的特点，普遍以牲畜、农具及农副产品的交易为主。同时，还有一些专门交易土特产的庙会。如荫城一带有交易铁货的庙会，市西郊有交易皮麻的庙会。进香祈神的香火活动是庙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庙会举办的社戏、社火本来都属于酬神活动，后来，实际上却成为劳动人民的主要娱乐。
解放后，庙会风貌大为改观，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庙会成为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促进流通的重要形式。多数庙会废除了香火迷信活动，同时保留了积极有益的传统娱乐，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休息愉悦的节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传统庙会迅速恢复和发展。不少村镇兴起一些新农历会，有的还兴起了阳历会，交易活动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喜人景象。庙会的传统娱乐活动，也获得了新生命。群众自发筹钱请剧团演出传统戏，是庙会采用的最普遍的娱乐形式。有些庙会，还举办独具特色的传统娱乐活动，如闹社火、放烟火、搭秋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