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怒族与傈僳族长期分化与交融的历史中可见，所谓“民族”，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固态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不同时期社会与文化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在当代的凸显，不仅是因为社会资源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与跨境民族所处的国家以及相邻国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怒族与傈僳族分布在我国的怒江、澜沧江与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长期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怒族与傈僳族起源于古代氐羌系统，其分化、交融与民族迁徙的历史过程相伴，并与区域内民族关系、经济、社会资源相关联。
怒族与傈僳族先民被迫分迁四境
在唐代以前，怒族与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栗粟两姓蛮”、“长禈蛮”，皆为“本乌蛮种”，长期共同繁衍、生息于洱海以北的金沙江流域。在唐代贞元年间的南诏兼并战争中，怒族与傈僳族先民被迫分迁四境。王族被迁徙至南诏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后融入当地的族群当中。其部族则被迫向东迁徙至今天金沙江流域的永胜，向西迁徙至今天澜沧江流域的兰坪，向北迁徙至今天维西及其西怒江流域的贡山。这次迁徙不仅是今天傈僳族、怒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而且也造就了怒族与傈僳族先民认同共同族群的心理基础。
元代时期，当地出现了怒族与傈僳族先民的共同族称——“卢蛮”，但因怒族与傈僳族先民散居各地，且所处生态与文化环境不同，因此，其内部文化出现了差异。在各区域内，怒族与傈僳族先民仍保留传统的区域性称呼，如金沙江永胜一带的先民被称为“施蛮”、“顺蛮”、“栗粟蛮”；澜沧江流域的先民则仍沿用乌蛮支系中今天彝族先民的“卢鹿蛮”（也写做“卢蛮”、“潞蛮”）族称。据元代的《一统志》记载，元代“卢蛮”族称，与丽江路（元代行政区划）其他蛮类族称并列。该统一族称的出现，表明其内部文化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为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这也使得在后来“施蛮”、“顺蛮”、“栗粟蛮”、“潞蛮”之间，存在长期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
在明代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的战争中，居住于金沙江流域的卢蛮后裔“栗粟”再次被迫向西迁徙，与唐代迁居此地的被汉文献记载为“卢鹿蛮”（“潞蛮”与“怒蛮”）的“卢蛮”后裔共同生活在该区域内。在“栗粟”文化的边缘地带，怒族更多的是被融入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强势的“栗粟” 族之中；而在“栗粟”文化的核心地带，处于弱势的怒族被迫迁徙至偏僻山区，因而加速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性，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分化。从此，两者皆以独立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得以发展。
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怒江中上游与缅甸北部地区的广阔区域内，“栗粟” 族与怒族彼此区隔、并存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正在向家长奴隶制过渡的“栗粟”贵族，在区域内相对处于强势，而相对弱势的怒族则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傈僳族当中。与此同时，一部分怒族则迁徙、远居偏僻山区以求生存，这部分怒族与傈僳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较明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民族识别时，这一部分怒族被划分为怒族。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以及傈僳族等其他民族对众多怒族群体的“拦腰”分隔，使得怒族各群体只能在各自空间内独立发展，彼此之间的交往十分困难。在文化上，虽然怒族各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少，但受到周围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渗透越来越多，如贡山怒族受藏文化的影响明显，傈僳族对福贡怒族的影响甚多，而兰坪怒族则较多吸收白族文化，这使得怒族内部的文化差异越来越突出。
分化与交融并存
在当代，无论是在我国的怒江还是缅甸北部地区，怒族与傈僳族外显性的文化特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表现为衣食住行与宗教、语言诸方面的趋同。傈僳族越来越成为同一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这是怒族的生存选择。他们往往借用重新创造的一些节日、文字、服饰、歌舞、学术团体等文化象征符号彰显其族性。而且，其族性也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作用于该民族的社会内部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究其根源，在我国，是由于多民族处于杂居状态且交往频繁；在缅甸，则是由于怒族社会的发展激发了其作为独立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诉求，与受到我国怒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双重因素所致。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怒族与傈僳族彼此分化又相互交融的发展特点，与我国那些长期处于同一区域同源异流的民族也具有相似性，即并未因跨境民族之跨居两国乃至多国而改变。由于相同的源流、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且在历史与现实中长期进行频繁的交往，因而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境民族中，也同样存在着同源异流民族之间的彼此分化而又相互交融的动态发展趋势。
从怒族与傈僳族长期分化与交融的历史中可见，所谓“民族”，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固态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不同时期社会与文化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在当代的凸显，不仅是因为社会资源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与跨境民族所处的国家以及相邻国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