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1985年，巴金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
中国首个以文革为主题的纪念馆“广东汕头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自1996年始建，历时近10年建成，2005年正式开园，而且完全由民间出资兴建。
反思“文革”的文革博物馆
有关文革博物馆的消息近年来已偶有所见，但多不如意。而这僻居粤东澄海的文革博物馆，虽为民间出身，却显得颇有底蕴。
2005年4月17日，《汕头都市报》刊出报道“澄海塔园建国内首家民间文革博物馆”之后，外滩小编和多家媒体小编陆续赶来，第一次徜徉于这片秀丽的山水间，目睹“文革”中死于武斗的70多位当地人的20多座坟墓，品评纪念“文革”中当地死难的16位知名人士的碑林，聚焦“恸石”、“思安塔”、“警钟长鸣”亭、“明镜台”、“史鉴山屋”、10米高“神笔”巨石和不着一字的“石书”等寓意深厚的建筑。
整个景区的核心建筑，则是以“文革博物馆”命名的仿天坛外形设计的一座大殿，馆内墙壁上镶嵌着漆黑锃亮的墨石板材影雕，上有系统反映“文革”历史的1100幅图片和24万字；馆内各种相关书籍现有几百本，亦涉及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历史。
总称“塔园”的这13处景点，主题就是反思“文革”。在塔园创办者的心目中，整个塔园就是文革博物馆。刻在石上的众多名人警语中，有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的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博物馆总策划彭启安
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何以降生于这个寂寂无闻的海滨？博物馆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曾身为市长的彭启安老人在2005年接受小编的采访时说，“当初只是想在这些‘文革’死难者埋的地方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
彭启安老人也是澄海人，老家所在的村子挨着文革博物馆所在的涂城村。1996年下半年，彭启安经过塔山时看到这20多座坟墓，其中还有两座合葬了20多人。好奇之下，一问才知，这些死者都是“文革”时被打死的澄海县人；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都是涂城村村民，“文革”后发掘到尸骨时，已无法辨别，只好合葬在一起。在整个“文革”中，澄海死难者达400多人，伤残4500多人，属于汕头地区的重灾区，涂城村尤为惨重。
彭启安找到的十几位在当地曾经身居高位的老同志和涂城村的干部群众都很赞同这一想法。这里原本就是当地著名的塔山旅游区，拥有一座870年历史的古寺，还有“文革”后为纪念家乡名人许世杰、余锡渠而建的两座亭阁。将近10年的时间里，冠名“塔园”之下的一处处纪念建筑陆续建立。
题刻中的反思
“文革”十年浩劫，澄海是重灾区。《塔园碑记》有如下记载：“斯时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魑魅肆虐，国法凌夷，冤案如山，尸陈街野，道路侧目，神人同悲！”作为全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塔园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意义。
目前，馆内已有千余幅墨石板材影雕，贴满在四周的墙壁上。这些影雕全部由当地有名的石刻匠人雕刻而成，内有包括刘少奇、黄克诚、彭真等人在内的“走资派”被批斗、被虐待的大量图片和史料。
1985年巴金提议建设文革博物馆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悲剧重演。他的话刻在塔园的石碑上：“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毁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亦有相同的题词。2001年4月5日，他题下：“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被认为是塔园的灵魂。
巴金的想法，得到了老一辈中共党员和文化名人的支持和响应。文革博物馆内的展壁，思安塔和塔园内的青石题刻，铭记了他们反思“文革”的共识：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韦君宜《思痛录》)
“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人民，并不是任何一个地位崇高的‘权威人物’。任何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权威，都站不住，不是由权威决定如何写历史，而是由历史来为权威定‘位置’。”(杨立《带刺的红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