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敬犬的缘起，可能与狗在他们祖先渔猎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有关。构成满族主源之一的建州女真人，原来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以至黑龙江下游，这一地带的居民世世代代“不知耕种，以捕鱼为生，其来往行猎，并皆以犬，即所谓使犬部也”（《清朝文献通考》卷27《舆地三》，万有文库本，第7278页）。使犬是当地渔猎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严寒的北方，马、牛等牲畜难以驯养和繁殖，狗便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早在元代，这里的居民便使用只能在冰雪上行走的狗车，每车以四狗挽之，悉谙人性，“狗车形如船，以数十曳之，往来递运”（《明一统志》引元志）。元朝政府曾在黑龙江下游沿岸设置狗站，作为沟通内地与边疆的交通手段。黑龙江下游的尼夫赫人不仅冬天以狗牵引雪橇，夏季也经常用狗拉纤，乘船溯流上行。狗还是狩猎中的得力助手，清人吴振臣在《宁古塔纪略》中也提到，当地“猎犬勇者，能搏猛虎”。（吴振臣《宁古塔纪略》）总之，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茫茫的雪原上，是狗为人们承担着轭运、迁徙和狩猎的重负，离了狗，人们简直寸步难行。黑龙江下游托姆津河（图穆宁河）流域的奥罗奇人，家家户户养狗，有的多至20头；尼夫赫人的各村屯，均畜养着数百头狗。“一家之中不论男女皆畜犬，有祖父之犬，长子之犬，次子之犬等，各养三至五只，故一家养犬数目很多。”（依·阿·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但是，渔猎经济收入的不稳定性，也使养狗成为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当地居民，必须在严冬来临前备足3000至5000条鱼干，庶可保证漫长冬季中的一户狗食。
生活中与狗结成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应是北方渔猎民族对狗产生深厚感情并形成有关禁忌的基本原因。我们知道，原始初民将某种动物视为本族的图腾，原本基于两方面的心态：或因受害而恐惧，或因受益而感激。前者，如狩猎民对虎、豹、熊、狼等猛兽的拜祝；后者，如游牧民对马、狩猎民对驯鹿、渔猎民对禽鸟的尊崇等等，满族的敬狗之俗，亦当属于此类。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从清代一些可以看到，满族的某些部落，譬如“库雅喇新满洲”（原居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滨海地区）中，有的氏族平日恪守不食狗肉不用狗皮的禁忌，但却“选家犬肥洁者畜室中饲以梁肉，以备祭天”（《黑龙江志稿》卷6，民国二十一年印本，第15页下）。对于这种习俗应如何解释？我们认为，这是在一定宗教场合下对图腾动物加以宰杀的习俗。这种做法，曾广泛流行于世界众多原始民族中。
原始初民的思维规律具有与今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思维是形象的、直观的和肤浅的，还不善于进行抽象思维。在原始初民看来，个体与种群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动物的死亡亦如人的死亡，并不会导致它的消失。相反，它继续活着，与自己的种群永远不可分割地“互渗”着，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规律之一——“互渗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6年译本，第229页）。正是基于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原始初民对图腾物的态度，在现代入的眼中，就表观为似乎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深信与图腾之间具有同一血缘，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由这种图腾繁衍而来的，所以一般地禁止猎食图腾。但是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场合下，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宰杀图腾，并且在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之后分享它的血肉，藉以分得这种动物神的特性和权力。周期性地屠杀图腾，因此成为早期图腾信仰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这点，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曾列举了大量实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一信仰大雕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每年举行祭典时，总要杀死一只大雕作为祭品；又如古埃及人奉公羊为神兽，但在一年一度的阿蒙节上却要杀一只公羊祭神；还有非洲一些部落杀死神蛇、新墨西哥印第安人杀死神龟的风俗等等，都是周期性宰杀图腾的例子。即便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仪式中，也能追寻到图腾餐的痕迹。在行圣餐礼时，虔诚的信徒们分食象征耶稣血肉的圣饼，“藉此来仿同他和得到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