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手法都是托物寓意,马说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摧残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龙说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