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四川民风，傅崇矩曾以成都为例，在《成都通览》中写道：“成都人有一种特别之性质，又未可厚非者，列如下：士类纯正，绝不闻革命谈。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乡风古板，尚不入靡珏派。”此虽较偏激，但从全川来看，四川人勤劳、尚武、恋乡、幽默、乐观、狡猾、坚韧、重信义、互助、好游耍、喜歌舞、爱摆龙门阵、信巫等特点却十分明显，举手投足间多蕴涵纯朴古风。故杜甫则一入蜀，便作诗感叹道：“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北方人入川，往往惊叹于四川人的勤劳。即便是巴掌大的一块地，也经营得有板有眼。莫说富饶的川西坝子，就是盆周山区陡峭的山坡上，也零星地分散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所种庄稼整整齐齐，郁郁葱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向人们展现了大巴山区勤劳吃苦的山民形象。生长在山区的彝、苗、土家、羌等少数民族，也素以吃苦耐劳而闻名；川西高原上藏族更是驰聘草原，过着飘泊不定的游牧生活。但四川的物产富饶也使四川人较为安于现状，好娱乐游耍并爱摆龙门阵，如盛大的“春游锦江”活动，就是“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的表现。苏轼《和子由蚕市》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黄炎培旅川时，就对民国时期成都人的好耍无聊作了一首辛辣讽刺的打油诗：“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分文能把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
尽管四川人旧时生活艰难困苦，但性格中却似乎天生一种幽默、诙谐和乐观，纯朴之中又有一种狡猾气息，外省以此故称四川人为“川耗子”。这一民风在四川文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川剧、清音、快板书、相书、金钱板、说笑话、谐剧等，颇为幽默，常引起观众阵阵发笑。四川方言也是如此，如今电影电视喜剧中还常插入一段四川话，妙趣横生。带有浓厚四川方言味的《抓壮丁》，其幽默与讽刺，使人难以忘怀。四川人平日里也喜欢“涮坛子”、“展言子”，很有趣味。即使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乞丐、土匪之类也富有幽默与乐观，四川人就有句戏言道：“叫化子摆围鼓——穷作乐。”旧时处决犯人为砍头，有一“棒老二”临刑前，对刀斧手说：“哥子，快当点哈!”闻者俱笑。
四川人在长期的勤劳中，培养出坚韧的性格，有时进而为倔犟、不服输。小儿打架，非要打赢不可，胜者那怕自己也被打得脸青鼻肿，得意之情仍溢于神色。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抗战，虽脚蹬草鞋，身背斗笠，装备极差，但打起仗来，英勇顽强，台儿庄大捷就是川军打下的人称“川军打得”。建国以后的抗美援朝鲜以及对越对印反击战中更是有很多成建制的川军部队,四川人打起仗勇敢,不怕死,"无川不成军"这句话可见四川人打仗的厉害!嘹亮的川江号子，便是船工与激流拚搏之英勇气概的表现。
四川盆地物产丰饶，气候适宜，山川秀珏使四川人安居乐业，热爱家乡，大凡在外省者也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四川人。虽地处盆地四川人并不全是封闭自守，与外界交往的愿望依然强烈，如唐朝诗人李白“仗剑去围，辞亲远游”，近代四川涌现出的大批智士能人，四方奔走，创功立业。但四川人潜意识中却有一种恋乡情结和退守心理，在外地的四川人往往都觉得，还是回四川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一千古绝唱不就是四川人恋乡之歌么?旅居它乡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几十年乡音不改，一位商人带给他一包家乡的泥土，竟使他激动不已，欣然作画以酬。在台湾的诗人余光中不就有诗思念家乡“四川乡下的那只蟋蟀”吗?
四川民风，兼采了北方及南方之长。清初移民入川，抗战中外人口内迁，以及建国后“三线”建设、外省人大量进入四川，对四川民风大有影响，使四川民风多样化和矛盾化：进取中有保守，勤劳中有逸乐，幽默中有辛酸，纯朴中有狡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