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公元907―1368)。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
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即须有共同的区域；形成共同的语言(方言)，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表征)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即共同心理素质)。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是重要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然而，由于黄巢起义(公元875)江西动乱的挤压，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间隘口向闽西、粤东、粤北转移。不久，唐亡(907)，时代进入五代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在闽、粤、赣边，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某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赣南、闽西南、粤东北即所谓赣、汀、梅三江地区，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自然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瑶畲及越遗裔)，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吸收、同化少数民族，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
据李默引梅州地方志办编《客家姓氏渊源》(两辑)共收梅属客家68姓的族谱统计，其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现过郎名或法名。关于这个问题，罗香林先生曾有“畲阀得到客人的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一说，我看不妥，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客家人有郎名、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第二，是郎名、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数之人。郎名、法名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所以李默先生说：“客家人的先祖与畲族、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
待到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畲族等都改用了汉名，成了客家人。这些被同化了的畲族等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最后变成了客家人。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后大都集中在闽粤赣边的广大山区，住地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相对较少，受其他方言影响也相对少，所以他们保留较多的古代汉语特色。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所以空间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韩江上游一带。
另一方面，因与畲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所以有些词汇等也受到苗、瑶语族和侗泰语族的词语影响，即接受了一些借词。这样客家人完成了语音、词汇、词序等等的吸收和转变，又使之适合于古汉语留传下来的语法结构，形成客家方言，即客家话。三是客家风俗习惯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区以后，除保留传统的儒家文化外，还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风俗习惯，形成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