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出自《贞观政要》。
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臣子，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哪个是奸佞的臣子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荒野民间，不能确切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子百姓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求臣下行为忠直，这就好像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所以特别鄙视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还怎么可以去制定教规和法令呢？”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想使大的诚信在天下实行，不想用伪诈的方法去引导风俗，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诚实信用树立以后，臣子对国君就没有二心，德行礼义形成后，边远的人民就会前来归顺。由此可见，德行、礼义、诚实、信用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子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废弃。不被实行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会败坏道德名声，对百姓来说会招致杀身的危险。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有德有才的君子也不会那样做。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道，盛世清明，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但是道德却没有更加深厚，仁义却没有更加广博，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陛下对侍臣子和百姓还没有达到诚实信用，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惊喜赞叹，随后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但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豁达大度了。国君能对臣子尽到礼义，臣子就会为国君竭尽忠诚，关键在于内外无私，君臣之间互相信任。国君不信任臣子就无法驱使臣子，臣子不信任国君就不能服侍国君，可见诚信这条原则是多么重要！要想让君子小人是非分明，必须用仁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仁义来劝勉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法施展他们的邪佞，君子才能自强不息，无为而治的局面哪里还会遥远呢？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有罪过的人得不到惩罚，有功劳的人得不到奖赏，那么国家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话呢？”唐太宗曾经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能委任给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停止战争，振兴文教，广施道德仁义，中原得到了安定，远方异族自然会来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天下得到大治，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少数民族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贡，相望于道。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左转》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人没有诚信就无法安身立命’。从前项羽攻入咸阳之后，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当时能够努力推行仁信政策，谁还能夺取他的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勤恳地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轻慢侮弄五常，周武王就讨伐他，项羽因为没有仁信就被汉高祖夺了天下，确实像陛下所讲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