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一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应劭甚或更早，并从一开始就与去蔽、兴知相联系。宋代以来，启蒙更与教育紧密关联，以至于到了近代，一个人开始读书识字和接受教育也被称为启蒙或发蒙，这一意义上的启蒙意味着开启心智、去除蒙昧、实现由无知到有知的转变。汉语“启蒙”、英语Enlightenment、法语Les Lumieres和德语die Aufklaerung，都力图表达发挥理智的力量、摆脱懵懵懂懂的状态并促使人走向自觉这层含义，就此而言，“启蒙”一词的确是对上述西方文字较为贴切的翻译。不过，“启蒙”这个中文译名在字面上未能体现与理性之光的直接联系。
在西方，尽管“启蒙”一词的发明归功于近代法国人，但启蒙的过程却始于古希腊。通常认为，自柏拉图开始的古希腊启蒙被称为第一次启蒙，而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启蒙被称为第二次启蒙，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其泛化、强化和高潮。第一、二次启蒙的共同点是发现了人的理性能力的重要性，但第二次启蒙还有第一次启蒙所不具有的特点，即世俗化，不仅确认了“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和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且促进了政教分离以及自由、民主、平等、解放、进步和人的尊严等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确立。
在法文中，“启蒙”是个隐喻词，其本义即“光”。近代科学和近代哲学的开启者笛卡尔常常用“自然之光”去比喻他所推崇的理性，有时干脆使用“理性之光”来彰显理性的崇高地位。在这一点上， 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把自己看做笛卡尔思想的当然继承者，即便严厉批评笛卡尔的人也不否认理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柏拉图将太阳隐喻为塑造视觉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而为塑造理性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他的“理念”一词的本义即指“阳光照到的那一面”。柏拉图不仅强调理性是善的光显，而且强调要在它的朗照中认识理念。普罗丁用“自然之光”一词表示理性的恍然大悟。奥古斯丁赋予“自然之光”以新意，将其理解为对上帝话语的领悟，从而使之既有神圣的意义，又有认识论的意义，奠定了这一术语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进一步区分了自然之光与超自然之光，并且明确提出“理性之光”或“理性的自然之光”等术语。此后，这一提法经笛卡尔、卢梭等人的发挥一直延续下来，甚至连强烈批评基督教会的伏尔泰也没有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18世纪的德国学者在用die Aufklaerung还是Illumination翻译法文Les Lumieres 时曾有过一番争论。而意大利人就用了一个与Illumination相近的illuminismo来翻译Les Lumieres并一直沿用下来。正是在《柏林月刊》、启蒙之友社和《柏林启蒙杂志》的推动下，启蒙问题的讨论在德国才得以广泛开展。由于大家各取所需地运用“启蒙”一词，有人建议对之进行界定，于是便有了门德尔松的《谈谈这个问题：何谓启蒙?》，以及康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前者强调，不要滥用“启蒙”而忽视信仰、情感、欲望等因素;后者强调，要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
尽管至今人们对理性仍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主张发挥理性的作用上，意见是一致的。无视理性作用的启蒙不仅有违启蒙的宗旨，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而放弃启蒙的理念以及启蒙的精神，则没有光明的未来。至于如何理解和对待理性、使理性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等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