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富人的儿子，当他的老师问他是谁烧了圆明园时，他说不是他！老师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说：“你儿子太离谱了，我问是谁烧了圆明园。”儿子回到家，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二天，他的父亲打电话给老师说：“昨晚他承认是他烧了圆明园！老师，不管多少钱，我们一家人都会赔偿你！”
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用民法与刑法的比例来判断。一般来说，半文明国家民法少刑法多，现代文明国家民法多刑法多。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古代法家制度下，几乎只有刑法，没有民法。在传统的宗法社会，刑讯逼供一直是合法的审讯手段，口供、签字几乎是定罪的唯一依据。包公说：“人是卑贱的动物，不打不认，再不认，就要严惩不贷！”事实上，死于刑讯逼供的人，远多于正式被判处死刑的人。《刑法》规定：
世间狱吏极其残暴。每逢冬夏，天子便命长官到各郡县判刑，长官不敢干，便委派助手去办，助手不干，便委派下属去办。他委派的人个个权势显赫，跋扈跋扈。监察官、郡守滥用职权，要刺青就让其说出刺青的理由，要杀人就让其说出该死的罪证，对官兵大喊大叫，严加管束。每逢节日，狱吏就逼迫犯人认罪交纳钱财。还随意设置狱具，非法折磨百姓，或以柴当棍，打手脚，叫“落柴”；或用木绳夹住腰肢，叫“夹棒”；或用绳子套在头上，在里面塞上木楔，叫“杳呼”；或将人背绑在地上，用一根短而结实的木棍，把两股绳子编在一起，让狱吏跳上去，叫“超棍”，痛得深入骨髓，险些丧命。豪门稍有贪污，财产就没收，还借势月租税款或加帐，不分罪轻重，酌处刑罚。一般官取十分，吏取百分。
（大意是：天下狱吏极其残暴，每到冬夏，上级官吏就命令判官审案，判官不敢，就把案子推给副判官，副判官不敢，就把案子推给吏部。所托的官吏，都是专断案件，收受贿赂的。监察官、县令，专断案件。要判谁刺青，就叫犯人招供；要判谁死，就叫犯人招供。还命令狱吏，在规定期限内，逼迫犯人招供，交出钱财。有的用木头打四肢；有的用木板、绳子夹住臀部；有的用绳子缠住头，夹住木楔；有的把犯人的手绑在地上，用绳子绑住手。狱吏便命令狱吏跳到狱吏的身上，腿。刑罚极其残酷，痛彻骨髓，险些丧命。官吏稍有不慎，便会趁机盘剥权贵。以增加收入的名义，不分轻重，对权贵进行惩罚。并处以财产刑。官取十，到吏手上就是一百。）
“汉以后直至明清，官吏凡审事，皆用酷刑”（《中国历代酷刑志》）。酷刑，古代称为“酷刑”；清代更形象地称为“拷身”。酷刑手段有千百种，东汉末年已有“五酷”之说。唐代酷吏用“泥耳头”、“打肋爪”、“悬发熏目”等酷刑。小说中描述了一种比凌迟更残忍的酷刑，称为“檀刑”：将一块磨光的檀香木插入犯人的肛门，穿过其五脏六腑，再从后颈穿出，几乎不留伤口。 “中国什么都落后，但它的刑罚却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他们让人在死前承受最大的痛苦，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上，酷刑和酷官密不可分。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只出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酷官之所以热衷于酷刑，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将来绝不会再受酷刑。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结茧自缚”、“木匠作枷锁自戴”等许多讽刺性的说法，甚至还有“诱人入瓮”的典故。——
唐朝秋务大臣周兴与来俊臣正在查案，俊臣正在分别审问兴，兴却毫不知情，二人一起吃饭时，他对兴说：“许多囚犯不愿招供，怎么办呢？”兴说：“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四面用炭烧，让囚犯放进去，他会把里面的东西全吐出来的！”便要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火，对兴说：“老兄，我里面有事要查，请你进来吧。”兴害怕得叩头，贤立刻投降了。（《太平广记》卷一二一）
武则天年间，大臣狄仁杰被诬告谋反，酷吏来俊臣主持审判。狄仁杰在严刑逼供之下，却偷偷用血写下了诉状，随后由其儿子上诉到朝廷。武则天看到诉状后，问：“你是无辜的吗？”，难道诉状上的签名是假的？狄仁杰悲愤地回答道：如果我没有认罪、没有签名，我怎么能活到现在？在帝王专制时代，酷吏掌握着生杀之权，受害者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拒绝认罪，必然会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不如先告发别人，免得眼前的灾祸，然后再找机会改口，为自己清白辩护。但事实上，一旦认罪，就很难逃脱酷吏的魔掌了。我们只能希望向法庭上诉。
南宋宋慈以法医经历为依据，撰写《西苑集录》。更早的北宋，就有一位名叫李元弼的判官，以刑讯逼供的经历为依据，撰写了《左议子真》。在书中，李元弼系统地总结了酷刑的方法，甚至说运用了许多心理学原理，使受刑者心理压力不断增大，直至最后崩溃。比如，在刑讯逼供前，先报打人次数；下令刑讯前，先停顿片刻，待受审者“欲言又不愿，疑惑不解”时，便趁势高声下令“打他！”但不会一下子打完，而是停顿几次，让他“自然心生畏惧，不会招供，就把一只脚吊起来，日夜逼着他站立，不许躺下”，“三两天之内，他便会说出实情。”
枷锁都是中国传统的刑具，称为“三木”，脚镣为枷锁，手铐为枷锁，锁为枷锁。明代，枷锁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创制了立枷，明清两代普遍使用。犯人被关在立笼里，犯人的脖子被铐住，只能站着支撑自己，连坐、跪都不能。犯人一旦被关进立笼，一两天内就会死亡。如果笼子高出几寸，犯人要么窒息死亡，要么屈腿支撑身体，不久就会筋疲力尽而死。所以立笼里通常会在犯人的脚下垫上砖头，通过砖头的高度来控制犯人的死亡时间。清末，云南戏曲演员刘松廷曾被关进立笼审讯，刘松廷不堪忍受酷刑，踢开砖头，不久后死去。立笼原本是给犯人“示众”的手段，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形式。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种死刑既不需要等到“秋后”，也不需要“上报皇帝”。与经审判后依法处决的死囚相比，在狱中被非法杀害的人数要多出数倍。道光年间，四川省立学士陈乐山曾上书皇帝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称自己曾听说巴县每年有200多人死于狱中。在华阳县，他亲眼看到30多人死于狱中，70多人濒临死亡。在他经过的湖北、安徽等地，情况与四川类似。据估计，全国每年至少有数万人在监狱中死亡。
《鉴湖四书》记载，长州县令彭设“纸轭”，纸轭虽轻，但极其脆弱，且薄，一旦损坏，人便会遭受酷刑，因此比木轭更为恐怖。
春秋时期有“李律坠剑”的故事。《史记·法吏列传》记载，晋朝最高司法长官李律，曾因下属举报的案件，错判了一个人死刑，自己被捕，准备接受死刑。晋文公说：“官有大小，刑有轻重，这是下属的过失，不是你的错！”李悝说：“我官位很高，是个大领导，从来不给下属任何权力，享受俸禄很多，却从不给下属任何好处。现在他错判一桩案子，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到下属身上，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他不顾晋文公的劝告，自刎而死。”关于李悝为法牺牲孕妇自杀，《韩诗外传》评论说：“为君子，不食素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李悝自刎，是法。”
明清时期，刑讯逼供、甚至滥杀无辜的案件屡见不鲜，在京城告状、在京城受审的案件屡见不鲜。庐江县令杨培林用非刑法将无辜者打死，其亲属阻止其受审。为了掩盖其罪行，他们还用刑讯逼供、陷害人，甚至放火烧房、逼孕妇自杀，将不听话的官员关在立笼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至其死去。可谓残忍至极。但如此残暴的官员并非孤例。《清百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例：
嘉庆庚辰年，陕西渭南县富商刘全弼因欠债将家仆朱某打死，他重金贿赂县令徐润，诬告朱某坠楼受伤，此案已结案。朱某妻告状，家属法庭指派另一县令姚恰另行审理。刘福光涉嫌受贿，巡抚朱恂、巡抚邓廷桢均有牵连。姚恰称朱某妻临产，便命警员强行前往审理，致使朱某感冒而死。其亲戚马某屡告，姚恰便将其折磨致死。朱某有一个侄子，收受贿赂，私了和，乡亲们不甘心，纷纷聚在一起骂他。他们说：“你若不告状，我们就要分你的身子！”朱侄无奈，只好进京告状。御史王松年秘密弹劾他，仁宗便命那义堂派傅成速递禀报此事。他得到了真相。全弼被判处死刑，恰、润等人被流放，荀、廷贞被贬。有异。（清·白垒钞·于烈）
光绪十七年（1891年），安徽省庐江县知县杨培林在一桩遗产案中，因偏袒父母，滥权滥法，致使一男子身亡。死者母亲张晃觉得儿子死得太冤太惨，便到张晃府上告状，却被杨县令的衙役抓回县里。杨逼张晃写供词，按上手印，承认其儿子是病死而非酷刑致死。张晃不甘心，便到安徽巡抚那里求助，这一告状由安徽巡抚沈秉承奏报朝廷。光绪皇帝下诏，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调派长官，彻查此事，公正断定”，杨县令最终受到处分。
在清代州县司法审判程序中，口供也是案件难以胜诉的原因之一。 “重视口供就是重视证据，但弊端也很多，没有口供就没有供述，案件无法结案，法官可以借此拖延审判，也可以合理地对双方施以酷刑，使案件尽快进行，避免超过期限。”酷刑猖獗的根本原因是朝廷对酷吏的纵容，对虐杀人的官员，最多只能处以鞭刑。在实践中，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没有证据，杀人的官员往往不被追究责任，一些暴徒、酷吏甚至为了仇人索贿，故意杀人，以偿人命。清雍正年间发生的麻城冤案，涂如松因妻子离家出走，被诬告、受尽酷刑，“脚踝骨都露了，还死不认罪。”遂被铁链勒令跪下，肉体冒烟孕妇自杀，发出灼烧之声，虽求饶，却无法逃脱，无法忍受毒药，全都招供了。”
在西方人眼中，刑讯逼供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审判逻辑”。英国学者麦克阿瑟说：“中国法官完全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作出判决，这往往导致他们对一些案件做出草率的决定。”高文以某种严厉的语气描述中国的酷刑：“竹竿和藤条……构成了每一次普通审讯的基础……在现行制度下，一些官员仍然没有废除这种玩笑式的惩罚。因为它仍然代替了严谨的盘问、辩护律师的辩护和法官的精妙评论，而这些在中国法庭上从未出现过。”（《中国生活的光明与黑暗》）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一本名为《罪刑论》的小册子在欧洲流行，年仅26岁的贝卡利亚在书中对酷刑和死刑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要求一个人同时成为原告和被告，就是混淆一切关系；把痛苦当作真理的试金石，好像真理的尺度就蕴藏在不幸者的骨头和血肉之中。……酷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的境况比罪犯更糟糕。
（摘自《历史的慰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