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而毫不羞愧？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呼唤这种自省力量的回归。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也就是以输为耻，以赢为荣。这一转变，就使得“耻感文化”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这一重大变化，就像岔路口的一块警示牌被人转了一个向，从此中国人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
余秋雨先生曾指出，这块警示牌的转向，主要源自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对选拔社会管理人才的正面贡献毋庸置疑，然而它对文人集体人格的损害实在是巨大的。在一千多年间，人们把“考上”和“考不上”作为判断一个人和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范进中举》便是其中生动一例。文化人一千多年的文化体验，自然而然地沉淀为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这种价值标准至今影响着人们，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
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那块“以恶为耻”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以输为耻”。善恶关乎良心，而输赢只关乎名利，如此转向，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更麻烦的是，历经千余年，岔路恐怕已被浩浩荡荡的人流踩踏成了阳关大道。由此，中国耻感文化的发生质的变化。
无怪乎，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他会说“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他会说“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他也会说“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这些言语背后，满是对名利的关注和对善恶的漠视，也是对“耻”的忘却。
所以，要使人们找回“耻感”，还当先把“耻”的路标扶正。
